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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40多年里，中國政府和民間共同努力，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瀕危物種保護和自然保護的進步。

東黑冠長臂猿母子（趙超 攝）

2005年1月的最后一天，我們滿心歡喜地踏上鄉間小道，盡管放眼望去，周圍石山上的森林退化嚴重，山谷和緩坡已被開墾為農田，有些地方甚至成為放牧的草場。之前對當地市場的調查表明，這里的野生動物盜獵和非法貿易現象依然存在，很難想象這里還能有什么瀕危物種。但就在此前，我們幸運地找到一位老人，而他提供的信息表明，一種我們已經在廣西和云南尋找了近3年的全球極度瀕危的靈長類動物，可能仍生活在靠近邊境的深山里。

失而復得的類人猿

那位老人描述的動物全身烏黑，手臂很長，沒有尾巴，叫聲如同口哨一般，這正是東黑冠長臂猿（Nomascus nasutus）。這種小型類人猿曾廣泛分布于元江（越南稱紅河）以東的中國西南和越南北部的山林里。然而，由于絕跡多年，1960年代該物種被科學界認為已經滅絕。直到2002年，野生動植物保護國際（Fauna & Flora International, FFI）在越南靠近中越邊境的一小片森林里重新發現了它。當時的衛星圖片顯示，這片保存相對完整的森林還一直延伸到中國廣西的靖西縣（今靖西市）境內，因而這種珍稀的長臂猿有可能存在于中國一側。如果此推測能得到證實，那么這個一經發現就只有40只左右、IUCN紅色名錄中瀕危等級為“極危”的物種，就多了一線生存的希望。

在我們進行社區訪談后的第二年，FFI籌措到資金，于2006年4月與廣西的林業部門共同組織了第一次專項科考行動。他們在中國這一側的森林里設置監聽點，用鳴聲定位法找尋長臂猿。由于對調查區域的地形地貌了解不足，物資準備也不充分，科考隊在野外只堅持了5天就因大雨而撤離。雖然科考隊員通過此次調查證實了這片森林在生物多樣性保護上的價值，但是沒能監聽到東黑冠長臂猿的叫聲。原定的科考結束后，兩位靖西縣林業局的工作人員在當地向導的帶路下返回森林，堅持繼續監聽。幸運的是，他們在第二天清晨就用手提攝像機記錄到長臂猿的叫聲。雖然由于GPS故障導致他們無法證實長臂猿是否來自中國這一側，但這無疑極大地增強了大家的信心。6天后，廣西大學的周放教授在此進行鳥類調查時錄到了清晰的東黑冠長臂猿叫聲。當年9月，廣西林業廳與香港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共同組織了第二次長臂猿的專項科考行動，首次拍攝到東黑冠長臂猿在中國的影像。

2007年，中越兩國的林業部門合作開展了東黑冠長臂猿的同步調查，記錄到18群共約110只個體，首次完整地獲得了該物種的全球數量。有了科學、翔實的數據，2009年廣西靖西縣申請成立了廣西邦亮省級自然保護區，并開始了之后十多年的中越跨境聯合保護，合作守護這全球唯一的東黑冠長臂猿小種群及其棲息地。

1960—2019年我國自然保護區數量與國家GDP增長的對比

瀕危物種的明星之路

在我國，像這樣尋找、發現和保護珍稀瀕危野生動物的故事，在此前二三十年中不斷上演。回顧我國的瀕危物種保護工作，你會發現，它與我國從1970—1980年代開始的改革與發展基本是同步的。其起點也許可以從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我國政府贈送美國兩只大熊貓開啟的“熊貓外交”算起。這不僅掀起了國內和國外的“熊貓熱”，也為西方發達國家在冷戰后改變對我國的看法、推動與我國建立信任和友誼起到了重要作用 [1]。

在“熊貓外交”之后的20多年里，我國經濟發展處于起步階段，在瀕危物種研究和保護上的投入主要集中在幾個具有國際影響力或重要經濟價值的明星物種上。1981年，朱鹮在日本幾近功能性滅絕 [2]，但中國科學院的劉蔭增先生在陜西洋縣發現了朱鹮的野生小種群。1984年前后，已經在我國野外滅絕的麋鹿從英國重回故土。大熊貓、金絲猴、朱鹮、麋鹿、野馬、揚子鱷、梅花鹿這些大眾耳熟能詳的動物，許多既是珍稀瀕危物種，又是某種程度上的明星。通過對外贈送或租借大熊貓、朱鹮和金絲猴，同時將國外圈養的麋鹿和野馬引回國內等措施，直接推動了我國與發達國家在這些物種的野外調查、棲息地保護和繁育拯救等方面的合作，獲得了大量的國際資金與先進技術，很大程度上加強了我國在保護資金和能力方面的薄弱環節。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我國通過實施瀕危物種拯救工程和國際合作，建立起中國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在全國設置14個野生動物救助繁育中心和400多處珍稀植物種質種源基地，并在許多明星物種的拯救繁育技術上取得了突破。每一次大熊貓幼崽的出生也成為人們喜聞樂見的新聞頭條。

法律與自然保護地體系的形成

除了明星物種的拯救繁育與就地保護，1980—1990年代，我國相繼頒布了《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環境保護法》《自然保護區管理條例》《槍支管理法》《野生植物保護條例》，為自然保護搭建起了基本的法律體系。1989年公布并在2003年修訂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明確了134種（類）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和358種（類）國家二級保護野生動物 [3]。各省、直轄市、自治區也發布了各自的地方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這些法律法規的頒布與實施，為瀕危物種及其棲息地的保護提供了強有力的制度保障。

同期，我國還“搶救性”地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大批自然保護區，數量從1960年代的個位數、1970年代的十位數，快速增長到了1990年代的千位數。雖然這個初步的自然保護區網絡由于其中多數保護區位于不發達地區，基礎設施落后，資金和人力匱乏，管理水平和理念相對落后，且當地社區的經濟發展需求與保護的矛盾非常突出，許多措施并未落實，然而仍然有大量瀕危物種及其棲息地得到庇護 。

以大熊貓為例，1985—1988年開展的全國第二次大熊貓調查表明，大熊貓棲息地面積較1970年代減少了40%；大熊貓個體數量減少了54%，僅為1114只。大熊貓在1989年被列為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后，盜獵行為得到有效遏制，加之1990年代又新建了一批大熊貓保護區，在1993—2003年的第三次大熊貓調查結束時，大熊貓數量約1596只（不含幼體），全國已有63個自然保護區共覆蓋大熊貓85%的棲息地和約50%的野生種群 [4]。第四次全國大熊貓調查結果也延續了這一樂觀趨勢。

飛躍的十年與保護范式的轉移

2001年6月，由原國家林業局（現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組織編制的《全國野生動植物保護及自然保護區建設工程總體規劃》獲國家批準，這標志著中國野生動植物保護和自然保護區建設新紀元的開始。隨后，法律和自然保護區體系發展的實際成效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2001—2010年）里逐步顯露出來。

在這十年里，野生動植物（15類物種）拯救工程、天然林保護工程、退耕還林（草）工程、全國濕地保護工程、全國野生動植物保護及自然保護區建設工程、生態公益林補償政策等一系列重要的生態保護工程和政策全面實施，以及保護資金的大量投入、法律和制度的逐步完善，使得我國無論是在新建自然保護區的數量，還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管理能力提升、生態恢復上都有了更迅猛的發展。

此外，我國與美國、德國、澳大利亞、英國、世界銀行等發達國家或經濟組織積極合作，大量引入外資和技術，開展多項與自然保護相關的雙邊與多邊合作，其中影響力較大的有原國家林業局在2003—2011實施的世界銀行—GEF“林業持續發展項目保護地區管理部分”，原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現生態環境部）在2007—2011年實施的“中國—歐盟生物多樣性保護主流化項目”，以及云南和海南的地方政府與德國合作的“熱帶林保護與恢復項目”等。伴隨著國際保護資金的涌入，在2000年前后，許多知名的國際保護組織，如大自然保護協會、保護國際基金會、野生生物保護學會、國際鶴類基金會和FFI也紛紛進入我國。與1980年代就協助開展大熊貓保護的世界自然基金會一樣，這些國際保護組織與我國各級政府積極合作，開始保護更多像東黑冠長臂猿一樣的非明星瀕危物種?；?、亞洲象、藏羚、普氏原羚、金絲猴、長臂猿、葉猴、丹頂鶴、長江江豚、華蓋木等一大批瀕危物種和類群得到關注，合作內容也從物種調查、保護現狀評估，擴展到保護行動計劃制訂、保護區能力建設、社區共管、棲息地恢復等方面。

同樣在這十年里，保護理念也在悄然改變。野生動物保護工作在實行通過馴養繁育合理利用、以利用帶動保護的解決方案的同時，大家的目光也更多地投向棲息地的保護。保護區“一草一木不能動”的“堡壘式”保護范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當地社區的發展，并在面對社區的發展需求時，引發了“人重要還是野生動物重要”的問題。有一個保護區就曾面臨過這樣的困境，與相鄰的少數民族村莊矛盾尖銳：當地村民生活貧困；村民習慣打獵，能自制土槍，收槍效果甚微，且進入保護區打獵、采集非木材林產品、砍樹的現象屢禁不止；保護區十多位工作人員難以應付外來干擾，并由于經常發生沖突而不敢輕易進入村莊。該保護區面對這些挑戰時，想到的是籌措資金在與這些村莊交界的地帶修筑電圍欄，期望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然而，如果得不到周圍村民的支持，即使修筑了銅墻鐵壁，又如何防得??？所幸該保護區后來得到各級政府和來自國際保護組織的項目支持，通過實施生態保護工程聘用村民做護林員，還支持當地的扶貧、教育與可持續發展，逐步緩和了與村莊的關系，杜絕了盜獵等人為干擾，其重點保護的瀕危物種的種群也恢復增長。

為更好地達到保護目標，許多保護區開始將扶貧或協助社區可持續發展納入管理目標，甚至讓社區參與自身的管理和決策，這也使得瀕危物種的保護能獲得更多當地社區和公眾的認可與支持。例如，在廣西邦亮東黑冠長臂猿省級保護區于2009年成立前，這種長臂猿面臨的主要威脅是燒炭、砍柴、盜獵、放牧、道路建設等活動。由于林地都是當地村莊的集體林，該保護區成立后，通過與FFI的合作以及實施“中國—歐盟生物多樣性保護廣西示范項目”和“亞行生物多樣性保護廊道建設示范項目”等合作項目，并與越南方面聯合監測、巡護，打擊跨境非法貿易，逐漸杜絕了保護區內的燒炭、盜獵和盜伐。該保護區還利用國際資金，幫助村民使用節柴灶，建立村級種子發展資金，發展中草藥種植等可持續的替代生計，建立了“村莊—縣鄉—保護區”的三級共管體系，與當地村莊形成了良性的合作關系。因其良好的管理成效，該保護區在2013年晉升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此外，除了社區參與，國際合作還給保護區的就地保護工作帶來減貧、性別平等、關注弱勢群體、多方參與等新的管理理念，而這是與當時我國在保護環境、關注民生、推動社會公平正義等方面的發展理念契合的。

生態文明建設與民間保護力量的興起

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2011—2020年）里，我國自然保護區的數量雖無大幅增長，但其管理方式卻開始向系統化、精細化和信息化發展，在科研監測、管護巡查、社區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都開始出現質的轉變。雖然國際保護合作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強而顯著減少，但我國的多項生態保護工程的實施卻愈加深入，而且還在2012年4月啟動了全國極小種群野生植物拯救保護工程。此外，2012年，我國更是將生態文明建設提升為國家戰略，將生態保護融入到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建設中。2017年，我國禁止天然林的商業性砍伐。國家在戰略層面對生態保護的推動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瀕危物種及其棲息地的保護。

同樣可喜的變化是，在這十年里，隨著民間公益組織和志愿者團隊的快速發展，一股自下而上、充滿蓬勃生機與希望的民間保護力量逐漸顯現?！?019環境資助者網絡（CEGA）報告》顯示，當年中國19家民間環保公益基金會在生態保護領域的資助總額達到了1.5億元，較上一年有顯著增長 [5]。截至2020年年底，在北京合一綠色公益基金會的“中國環保組織地圖”網站中注冊的3100家環保組織中，共有601家的業務包含了植物保護或野生動物保護。2018年中國觀鳥愛好者與觀鳥組織本底調查結果顯示，截至2018年年底，我國已有68家觀鳥組織和53家高校觀鳥社團，鳥會會員人數超過11萬；與美國的觀鳥者以老人為主不同，我國的觀鳥者以年輕人為主。除了觀鳥，公眾走進大自然，參與自然觀察、自然體驗和自然教育活動的熱情逐年高漲，相關行業也迅猛發展。截至2020年，全國自然教育論壇已舉辦了8屆，每年都有上百家機構參加。根據《2018自然教育行業調查報告》，2018年共有398家機構參與了自然教育行業調查，其中10%的機構年服務超過1萬人次 [6]。

許多自然愛好者和志愿者還進一步參與野生動植物的科學調查、日常監測、違法違規行為舉報等保護行動。例如，匯集觀鳥愛好者們日常觀鳥數據的中國觀鳥記錄中心從2014年5月建立至2021年3月10日，已收集到153.5萬次鳥種記錄；收錄的鳥種達到1333種，約占全國鳥種的91%、全球鳥種的15%。這些觀測數據對分析我國整體的鳥類分布、數量和變化趨勢以及許多關鍵和瀕危鳥種的保護狀況都非常重要。

除國家自上而下建立的各類自然保護區外，許多由當地社區為保護自身文化和生物多樣性而管理的社區保護地，在云南、四川、廣西、青海等地出現，并逐漸得到地方政府部門的認可與支持，為瀕危物種的保護做出了獨特貢獻。廣西的渠楠社區保護地有效地保護著240多只我國特有且極度瀕危的白頭葉猴，并與政府部門和當地的民間組織合作開展白頭葉猴的自然教育活動，向公眾傳播生態知識、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四川關壩村在當地林業部門的委托下，管理著占地4000多公頃范圍內的大熊貓、金絲猴、羚牛等珍稀瀕危動物的棲息地。位于云南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遺產地內的黎光村，將村里52%的土地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世界保護監測中心注冊成社區保護地，整體保護著77千米2的流域、森林和野生動植物。這種利用傳統知識和管理智慧，將保護納入日常生活、追求和諧和綠色發展的社區自主保護模式，依靠的是村民發自內心的自覺自愿，而不再是法律約束下的“不得以而為之”，因此在現代環境治理體系中，成為一種成本更低、更具可持續性、更能體現公平公正的保護新范式。

2021年2月初，調整后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正式公布，在全部保留1989年版名錄所有物種的基礎上，新增了517種（類）野生動物。面對這份姍姍來遲的更新名單，保護工作者在歡呼雀躍的同時，還得直面現實的嚴峻挑戰——雖然我國已初步建立起一套生態保護的體制機制和政策法律體系，正在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自然保護區為基礎、各類自然公園為補充的自然保護地系統，并努力推動制定國家公園和濕地保護相關的法規，但我國還有許多野生動物處于瀕危狀態，生物多樣性減少的總體趨勢仍未得到徹底遏制。不過，國家在生態文明建設上的不斷推進，民間保護力量的發展壯大，以及進一步的對外開放與合作，都將為解決上述挑戰帶來新的機遇。

來源:

科學雜志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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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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