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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昆蟲分類學家楊集昆教授

媒體:微信公眾號  作者:內詳   專業號:棠浦胡家 2025-07-13 09:44:52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昆蟲多樣性,原標題為:【蟲書推介】集昆記Memories In the Entomological Studies,節選原文。

一、傳略篇

Part I. Biography

楊集昆教授傳略

楊集昆,我國著名的昆蟲分類學家、農業教育家。長期致力于昆蟲分類研究和教學工作;親手采集二十五萬余號昆蟲標本,搜集兩千余件昆蟲藝術品;其分類工作涉及昆蟲綱十八目一百余科,發表論著七百余篇(部),命名兩千多個新種及一些新屬、新科,對中國脈翅目、捻翅目、同翅目、雙翅目、鱗翅目等昆蟲的分類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是中國昆蟲分類學和文化昆蟲學的先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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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集昆于1925年生于湖北省宜昌縣,自幼熱愛昆蟲,少年時期便閱讀昆蟲學書籍并制作標本,立志成為職業昆蟲學家。因家道中落,1944年高中畢業后輟學謀生,但仍堅持采集昆蟲。1946年,楊集昆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昆蟲系,作為練習生,他刻苦鉆研,全面鍛煉,深得劉崇樂教授賞識。盡管無正規文憑,他仍憑堅韌與才智在八年內從練習生成長為助教。1952年起,任北京農業大學昆蟲系教授,并兼任多所科研院所研究員、學會理事及多個學術期刊主編,是中國昆蟲學研究的重要推動者。

踏遍神州地,集得四海蟲

楊集昆原名楊濟焜,1951年更名,寓意“在中國采集昆蟲”。昆蟲標本是分類研究的基礎,采集過程艱辛。昆蟲標本是分類研究的基礎,但采集過程十分艱辛。幾十年來,楊集昆的足跡遍及全國,采集標本逾25萬號,發現大量新種,并首次在中國發現原尾目昆蟲,震動昆蟲學界。他不僅親自采集標本,還系統總結方法,1958年出版了《昆蟲的采集》,預言國內存在蛩蠊目和缺翅目,后被證實。楊集昆一生獻身昆蟲學事業,是中國昆蟲采集的奠基者之一。

不當萬元戶,要做千蟲戶

楊集昆是為扭轉中國昆蟲分類落后局面而奮斗終身的學者。他奠定了中國脈翅目、捻翅目等分類體系,使脈翅目種類由250種增至512種,捻翅目種類由6增至15種;糾正了粘蟲、東方螻蛄、梨木虱等害蟲分類上的重大錯誤,為科學防治提供基礎;他與李法圣的合作研究使中國大陸木虱種類從24種躍升至415種,全球領先。此外,楊集昆還研究了雙翅目35個科,發現新種數百個,命名新種逾2000個,發表論文700余篇,是國內成果最豐碩的分類學者之一。他主持或參與的多個項目獲得國家級獎勵。盡管條件艱苦、屢受挫折,他始終堅持采集與研究昆蟲,甚至放棄個人生活。他以“無我”精神勉勵后輩,堅守昆蟲分類陣地,被譽為中國昆蟲分類事業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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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昆蟲工藝之精品,奏昆蟲文化之強音

楊集昆致力于文化昆蟲學研究,數十年間收集昆蟲工藝品、玩具等四千余件,涵蓋昆蟲八個目數十科,藏品堪稱國寶。他還連續發表多篇昆蟲與生肖文化研究文章,推動中國文化昆蟲學的發展,貢獻卓著。

誨人不倦,為人師表

楊集昆從教五十載,培養了大批農業科技人才,研究生近二十人,多成行業骨干。他教學注重育人,融愛國情懷與前輩事跡激發學生熱情,并改革教學方法,使昆蟲分類生動易學。他創作三十三首“科普詩”,便于學生記憶分類特征,廣為傳頌。他與周堯合作發表《中國昆蟲分類工作者名錄》,深入淺出地闡述分類方法。他還熱心科普,影響眾多青少年。其人謙和受敬,被譽為“昆蟲大使館館長”。

以下為張耀笳《記中國昆蟲學界第二大怪杰楊集昆Luk楊》中講述的故事:

朱紅色大門關閉,一家人含淚離開北平。小男孩楊濟焜天真地問母親新地方是否有蝴蝶、蜻蜓,而母親強忍悲傷無言以對。他對昆蟲有著天然的熱愛,在動蕩流亡中,這份熱愛始終未減。回到北平后,他沉迷于蟬鳴、昆蟲書籍與圖書館,常獨自捕蟲、閱讀,一心想考入輔仁大學生物系,夢想成為昆蟲學家。家境貧寒、父親老邁,他不得不放棄學業,卻未放棄志向。他將名字改為“楊集昆”,意為“采集昆蟲,集成大成”,矢志奉獻昆蟲學,終身獻身自然與科學,不問名利,只問熱愛。

在昆蟲學的塔基下―――清華練習生

在動蕩的舊中國,楊集昆本可憑借高中學歷和家世謀得安穩生活,卻一心只迷戀昆蟲。看到清華昆蟲系招考練習生的告示,他沒有絲毫猶豫就報名了。但錄取通知卻因輔仁大學系主任私扣而沒有送達,若非清華教師趙養昌親自登門,楊集昆幾乎錯失良機。進入清華后,他從練習生做起,干雜活、重活,不言苦不計報。他在整理標本、繪圖任務中展現的驚人才能令師長驚艷。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昆蟲學研究中,個人珍藏的八百種昆蟲標本也無私捐獻。系主任劉崇樂深為感動,極力推薦其晉升為助教,但受限于無文憑,升遷屢屢受阻。從練習生到助教,他用了整整八年,然而正是這段沉淀,成為了他后來名震昆蟲學界的基石。

在昆蟲學塔底,他震動了世界

曾經,昆蟲分類學界普遍認為中國沒有原尾目昆蟲分布,但楊集昆對此十分懷疑。1956年,楊集昆在華山探蟲時,偶然在一塊石下發現了中國尚無記錄的原尾蟲。這一震撼性發現打破了“中國無原尾蟲”的論斷。他隨即發表文章《中國發現原尾蟲》,引起昆蟲學界轟動。西北農學院教授周堯在得知此消息后激動不已,因為原尾目的創立者正是他的導師薛爾凡斯特里,而他本人苦尋原尾蟲二十年未果。就這樣,楊集昆和周堯因昆蟲相識,開始了攜手合作。1964年,二人共同發表《原尾目昆蟲之研究》,不僅刷新了國際昆蟲學界對原尾目的認知,也打破了長期存在的學術偏見。這項重大發現由一個年輕助教推動完成,使得楊集昆的名字為學界所熟知。

向大自然偷襲

楊集昆沒有因發現原尾蟲沾沾自喜,而是更加謙遜和勤奮。然而,隨著政治風向轉惡,他被貼上“白專典型”標簽,被迫離開北京,投身秦嶺、峨眉、華山等山野之間繼續采集昆蟲。1965年,40歲的楊集昆本應大展宏圖,卻被下放到河北涿縣,干農活、學政治,無書可讀、無儀器可用。但他仍熱愛自然,只要能見到昆蟲,疲憊便一消而散。一場大雨中,他撐傘在炕上整理昆蟲,突感頭痛,不幸被確診腦膜炎,留下右側癱瘓等后遺癥。疾病尚未康復,又遭“反省”批斗,肝炎復發,身心交煎。不久后楊集昆還被下放到陜北清泉溝,成為牛倌。在勞改犯都避之不及的疫區,他仍悄悄采集昆蟲,縱使疾病纏身,他也從未放棄。最終家人趕來將他接走。他帶不走家具和行李,只帶著那個盛滿昆蟲的竹籃,那是他生命與信仰的象征。

也許……

中國昆蟲資源豐富,約有十五萬種,但新中國成立前僅發現兩萬多種,其中90%由外國人命名。楊集昆在1980年前就獨立發表148個新種,占全國總數13%,成就驚人。然而,這位實干家卻長期受政治運動壓制,親歷文革打擊。他支撐著北京農業大學的昆蟲分類教學,長期一人講多門課程、無助教支持,直到80年代仍兼顧研究生指導、短訓班、論文答辯。楊集昆生活艱難,全家三代曾擠居養蟲室十年,他卻自勉撰聯,視昆蟲為畢生追求,孜孜不倦。即使年過花甲,仍惜時如金,接待求學者不斷,夜以繼日工作。他淡泊名利,不計個人得失,用苦難與堅持,筑起了科學之塔,令人敬佩,也令人深思。

胸袒天地縱橫

走進楊集昆的書房,處處可見昆蟲的身影:蝴蝶掛圖、竹編蚱蜢、蟬雕拐杖、滿架文獻與標本,連茶缸里也罩著剛捉的花翅蚊。這一切都見證了他對昆蟲的摯愛。少年時他便沉迷昆蟲,常獨自去什剎海、香山采蟲,制作標本,逐漸將愛好轉化為畢生事業。他改名“集昆”,視蟲如命。他還自學五門外語,掌握昆蟲解剖、繪圖等技能,發表大量新種,成就卓著。他認為昆蟲雖小,卻與人類息息相關:釀蜜、吐絲、作為藥材、啟發仿生學、甚至關乎國家貿易信譽。1980年代,他年逾花甲仍堅持野外采集,每年暑假深入深山,點燈誘蟲至深夜,采集萬余標本。經費緊張時他自掏腰包,住地鋪、睡破廟。“文革”中他被下放陜北清泉溝,成為牛倌,偷藏簡陋工具采蟲。沒有試劑,他就用捏死、燙死等土法處理。采得標本藏于藥盒、火柴盒中。長年的艱苦勞作引發了克山病、肺氣腫、心肌損傷。但他病倒后仍不舍標本,賣車賣縫紉機換路費,提著那只盛滿800多種昆蟲的破竹簍回京治療。有人說他“寧要昆蟲不要命”,誠非虛言。他用一生詮釋了對科學的執著與對昆蟲的深情。

功夫不負有心人

楊集昆對中國昆蟲分類學貢獻卓著。1956年,他在華山發現原尾蟲,填補國內空白,引起國際震動。與周堯教授合作發表論文,打破“中國無原尾蟲”的誤解。他還糾正了粘蟲分類錯誤,澄清長期混淆。1980年起,他系統研究木虱,鑒定標本逾萬件,命名百余新種,建立多個新屬新階元,使我國木虱研究躍居世界前列,成果廣泛應用。至1987年,他已采集標本20余萬件,發現新種700余個。他還承擔多國昆蟲鑒定任務,發表國外新種,推動國際合作。他培養研究生15人,注重教書育人,以科研精神激勵后學,被譽為“講活了昆蟲學”的老師。多年科研成果獲農林部科技一等獎、國家教委科技進步獎。他以畢生熱忱與堅韌,為昆蟲學奠基立柱,堪稱楷模。

老專家的心事

年逾花甲的楊集昆教授,雖已成名,卻憂心不已。我國昆蟲約15萬種,80年代僅命名3萬種,其中94%由外國人命名,模式標本也多在國外,嚴重制約我國研究進展。若按現狀,需200年才能改變局面。與此同時,我國昆蟲資源豐富,但研究利用遠遠滯后,農業、城市蟲害每年造成巨大損失。昆蟲標本積壓、標本室空間狹小、經費短缺、助手不足,也嚴重制約科研。他堅守在6平米的養蟲室十年,以“室養小蟲何須大”自勉,不畏艱難,執著奮斗。

二、教學篇

Part II. Teaching

風愈勁而樹不止

楊集昆常以“樹欲靜而風不止”自喻,認為無論外界環境如何變幻,唯有扎根更深、枝干更強,才能持續成長。他雖僅高中學歷,卻在大學任教、從事科研,深知教學與育人并重,始終在困難中堅持探索與奮進。

教學與科研

楊集昆將教學與科研視為相輔相成的關系,強調兩者應密切結合、相互促進。他認為“教什么就研究什么”或“研究什么就教什么”是有效的方式,既能補教學之不足,也能推動科研創新。盡管二者在時間上有矛盾,但通過合理安排,他將教學視為“砍柴”、科研為“磨刀”,互為促進。他指出,科研成果可先在教學中試驗,獲得反饋后再完善。作為一線教師,他重視儲備知識,強調“零存活取”,鼓勵積累以備不時之需。他還認為教學與科研都需兼顧普及與深入,不能絕對分割。在長期工作中,他始終堅持科研不斷線,即使在政治動蕩中也未放棄研究。他以脈翅目研究為例,說明只有持之以恒,才能在關鍵時刻作出貢獻。他肯定學校教師的作用,珍視與學生的互動資源,強調校風中艱苦奮斗、教學為本的精神。他主張根據學校實際,發揮所長,即便條件不如科研機構,也能作出重要成果。最終,他將堅持視為科學進步的關鍵,指出越是困難時,越要沉下心來持續前行。

教書與教人

楊集昆雖無大學學歷,卻在高校任教多年,起初自感自卑,曾認為教書已難,教人更非己責。但在長期教學與運動洗禮中,他逐漸意識到:“不教人也教不好書”,“教書本身就是在教人”。他深知,育人不僅在課堂,更在言傳身教中。哪怕一句話、一個動作,都可能影響學生一生。他主張以身作則,嚴于律己,如愛護圖書、儀器、注重實驗室規范等,都是榜樣示范。他強調基本功的重要,將教學比作訓練,認為扎實的訓練才能培養真正的人才。他通過講授科學家的精神,將做人做學問緊密結合,影響深遠。他也感謝早年導師對自己的嚴格要求,雖曾辛苦,卻鑄就堅實基礎。如今面對繁重的教學任務,他仍堅守崗位,用實際行動詮釋“嚴師出高徒”的信念。他愿在“風”中成長,為培養更多人才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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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集昆先生培養的從事昆蟲及植保教學科研的學生

少年宮與夏令營

楊集昆十分重視青少年的昆蟲科普教育,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參與組織北京西山的昆蟲夏令營,帶領中學生實地觀察、采集昆蟲,許多學生后來投身昆蟲研究。80年代他參與多次大型夏令營和科普活動,還積極接待中小學師生參觀,支持北京市少年宮開展昆蟲教學,留下大量珍貴照片與回憶。此外,他創作了多首通俗易懂的關于昆蟲分類的科普詩,用于教學參考,啟發兒童熱愛科學、親近自然。

三、科研篇

Part III. Researching

采集昆蟲

楊集昆先生半個多世紀的昆蟲采集生涯,足跡遍及除臺灣與西藏外的全國省區,累計親手采集昆蟲達25萬件以上,并詳細記錄于《采集日記》與《行程錄》中。多年來他與馮連閣、李法圣等專家、學生和各地昆蟲工作者合作完成艱巨任務。

(一)大西北的昆蟲:自1950年起,他深入西北青海、陜甘寧、新疆等地開展采集工作。在西寧、柴達木盆地等地采集途中遭遇車禍和惡劣環境,但他仍堅持不懈。陜西采集期間甚至全家搬遷。

(二)我找到了原尾蟲:1956年在陜西華山首次發現中國原尾蟲,填補國內空白。該蟲體型微小、近透明,極難采集。他用頭發沾唾液粘取標本并改進保存方法。隨后又在北京十三陵與頤和園采得多個樣本,證實我國原尾目昆蟲分布廣泛,種類豐富,具有重要科學價值。

(三)云貴川昆蟲:他多次深入云南、貴州與四川采集昆蟲。在云南兩次考察時間長、收獲大;貴州多次駐扎生活,兼做接待工作;四川峨嵋山之行尤為難忘,一邊采蟲一邊感受宗教文化,還留下不少趣聞。

(四)兩廣采蟲:1963年開始在廣西采集,后續到弄崗、大瑤山、十萬大山等地持續采集;廣東與海南則集中在1974年及1997年,最后一次登上五指山成采集生涯高峰之一。

(五)湖北采蟲與車禍:1984年在湖北采集途中經歷嚴重車禍,幸無大礙,仍堅持完成武當山、九宮山、神農架等地采集任務。此行還重返故鄉宜昌,感嘆家鄉巨變。

(六)蟲入吾耳:在四川夜間誘蛾時,遭遇蛾蟲鉆入耳中之苦,親自用鑷子將其取出。此事雖苦卻也添趣,成為采集生涯的獨特插曲。他總結經驗,用網罩保護耳口,體現其細致入微的科學態度與應變能力。

這段生涯不僅是科學探索,更是對自然的熱愛和獻身精神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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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話蟲鼠

六十年一甲子,輪回一甲子,既是紀年節點,也是回顧與展望的契機。鼠年談蟲,正當其時,蟲與鼠,本就淵源頗深。

甲:有些甲蟲竟比小型鼠還大。美國羅斯的昆蟲教材中,將犀金龜與地鼠并列,形象對比引人遐想。

乙:有些昆蟲名稱直接源于鼠。如鼠天蛾,其學名中“mus”即為“鼠”;螻蛄的屬名融合了“蟋蟀”與“鼴鼠”;“鼠尾蛆”因幼蟲后端似尾、形如鼠而得名。

丙:鼠身上的寄生蟲豐富至極,跳蚤、虱類、食毛目三大類昆蟲統統不缺。鼠蚤傳播鼠疫,而熱帶鼠虱、鼠耳蚤等更有復雜的生理關系,種類繁多,細節待專著詳解。

丁:非洲鼠類上的“鼠螋”雖僅兩種,卻代表整個重舌目。它們隨鼠擴散,有可能傳入其他大陸,引人關注。

戊:蟲與鼠既有相克,如行軍蟻能致鼠死地;也有互利,如跳蟲、書虱棲于鼠洞,部分鼠類甚至借白蟻巢為居所。死鼠為甲蟲所葬,反之老鼠也會吃干制標本,蟲鼠間微妙互動耐人尋味。

己:現實中昆蟲學與鼠類研究常常結合,尤其在防疫領域。從醫學院到自然博物館,皆有人采蚤捕鼠,新疆更設“治蝗滅鼠指揮部”,集中應對草原生態問題。

庚:歷次甲子年,均見昆蟲學的脈動。1924年文獻中蝗蟲、白蟻、蚜蟲、甲蟲、鱗翅目等研究如火如荼;更早的1864年,《動物學記錄》創刊,昆蟲記載首次系統化;更早至公元前586年,《夏小正》中已載蠶桑養殖,足見中國昆蟲學根深葉茂。

乙丑話蟲牛

繼《甲子話蟲鼠》之后,楊集昆以文會友,于乙丑年再談昆蟲與牛的趣聞軼事,妙筆生花,趣味盎然。

甲. 牛與甲蟲:我國民間常以“牛”稱呼各類甲蟲,如金牛、水牛、花牛等,尤以天牛最具代表性,因其長觸角似牛角,實則為啃噬樹木的害蟲。古人對菊牛等蟲早有識別,并記載其生活習性與防治方法,體現了古代昆蟲學的萌芽。

乙. 屎巴牛的命運:“屎巴牛”即蜣螂,在中國名聲不佳,卻在古埃及被尊為神圣甲蟲,與太陽神崇拜相聯,象征死而復生。它被用于護身、陪葬,地位崇高。而今我國的蜣螂也“走紅”,被引入澳大利亞處理牛糞,獲新名“神農蜣螂”。

丙. 以牛命名的蟲:不少昆蟲拉丁學名源于“牛”,如牛羽虱、牛頭天社蛾、牛形角蟬等,其英名與身體結構多有呼應。“牛”的意象廣泛融入分類命名之中,反映出形態特征與人類認知的交匯。

丁. 害牛的昆蟲:牛一生辛勞,仍遭蚊、虻、蠅、虱等昆蟲侵擾。牛皮蠅、牛虻、牛耳蠅等不僅吸血,還傳播疾病,傷害嚴重。此外,食毛虱、血虱、跳蚤也對牛健康構成威脅,防治意義重大。

戊. 夜蛾與牛:東南亞熱帶地區的“牛眼夜蛾”和“牛目夜蛾”吸食牛眼淚液,瑞士學者曾記錄其群聚牛眼十余只,甚為特殊。我國是否存在類似昆蟲,有待深入探索。

文章最后以“老黃牛精神”自勉,愿昆蟲學者秉牛之韌性,勤耕不輟,終能攀上“書山”頂峰,沐浴科研之光。

丙寅話蟲虎

虎年談“蟲虎”,楊集昆以睿智與妙筆,細數大老虎與小昆蟲間的千絲萬縷。古代稱虎為“大蟲”,在《水滸傳》中武松打虎的“鳥的大蟲”早有記載。而《呂氏春秋》和《淮南子》的注釋中,更將“虎”列入“毛蟲”之屬,足見古時“蟲”所指遠超昆蟲之范疇。

在昆蟲世界中,“其貌似虎”的不勝枚舉。虎甲科的“虎甲蟲”,因色彩斑斕、行動迅捷而得名;天牛中更有“脊虎”“綠虎”等二百多種;虎蛾、虎鳳蝶等皆因虎紋而名。此外,蚊科、食蚜蠅科中亦有“虎”字屬名,乃因斑紋似虎。“其害似虎”的則更具代表性,最廣為人知的便是“地老虎”——夜蛾科幼蟲,啃食作物根部,危害巨大。梨虎、杏虎等象鼻蟲,以及蜜蜂的天敵“蜜虎”也都在列。值得欣慰的是,隨著生物防治的發展,專克地老虎的“伏虎繭蜂”橫空出世,堪稱“虎穴追蹤”,銀幕上已有其英姿。文末提及“虎魄”“雨虎”等古籍奇說,發人深省。楊先生借虎年抒懷,感嘆“九牛一毛”的渺小,也堅信“老黃牛”的踏實能登“書山”之巔。這場“蟲虎對話”,不僅展現了科學的博雅趣味,更寄托了老一輩昆蟲學者的深情與希冀。

丁卯話蟲兔

兔與昆蟲的聯系雖不多,楊集昆仍巧筆生花,穿梭古今博考。在鱗翅目中,有“兔劍紋夜蛾”“兔毛翅夜蛾”和“兔蛾科”等,皆因外形毛茸似兔得名。雙翅目中的“黑兔鋏蠓”與“兔疽蠅”等則因體態特征或寄主而冠以兔名。兔亦常遭虱、蚤、蠅等寄生蟲侵擾,養兔業深受其害,如“兔耳蚤”“兔虱”等,嚴重時甚至影響人畜健康。而兔與蜂的古代牽連亦頗有趣。宋代王禹偁于《小畜集》中記載一寺僧傳授其養蜂之法,地點便在“兔和寺”。至于《伊索寓言》中,則有“鷹與大黃蜂”救兔之篇,盡顯動物世界的奇妙邏輯與生動隱喻。在寥寥素材中,楊先生以博聞與考據之功,構建出一篇兼具學術趣味與人文情懷的“蟲兔奇談”,令人會心一笑之余,更感佩其探索精神與文史素養。

戊辰話蟲龍

龍是華夏圖騰,雖非現實生物,卻與“蟲”淵源深厚。

甲、神秘的龍也是廣義的蟲:龍雖為虛構生物,但在古人觀念中屬“蟲”類,與昆蟲存在文化聯結。古籍中如《淮南子》《大戴禮》稱龍為鱗蟲之長。《山海經》中的“應龍”具翼與六足特征,更接近昆蟲形象,說明古人將龍與昆蟲的虛實想象交織。

乙、龍節與蟲:端午節原是吳越民族的龍圖騰節日,與屈原無關。節俗如賽龍舟、掛艾草、飲雄黃酒,均源于驅避“五毒”——其中就包括毒蟲。隋煬帝南巡時的“蚱蜢舸”,是形似昆蟲的龍舟護衛艦,顯現古代龍蟲形象的交融與延續。

丙、龍須佛避蟲:《物類相感志》記唐代“龍須拂”,據傳能驅蚊除蟲、激發光彩,風雨時更有異象。雖為傳說,但展現了古人將龍形器物與避蟲功能結合的奇思幻想,令人神往。

丁、以龍為名的蟲:蠶別稱“龍精”,赤蟻稱“龍蟲”;鞘翅目中“龍虱”既會飛又能潛水,粵閩地區還作為食材。《本草綱目拾遺》記其風味獨特。此外,泥蜂亦被稱為“地龍”,日中昆蟲名常受漢文化影響,顯示昆蟲命名中“龍”的普遍滲透。

戊、蟲龍移化的蜻蜓:蜻蜓英文為“dragonfly”,雖非拉丁分類名稱,卻引人聯想龍與昆蟲的結合。《爾雅》稱蜻蜓為“負勞”,漢畫像磚中早有其圖像。趙復修教授致力于蜻蜓分類研究,被譽為“中國蜻蜓博士”,為學界推崇,展示了一種“蜻蜓化飛龍”的精神傳承。

己、古今中外兼備的龍蟲:與古生物學者洪友崇合作,參與命名一新化石昆蟲為Drakochrysa sinica,意為“中國龍草蛉”,體現古代圖騰“龍”與現代昆蟲學的融合,是對“龍蟲合一”理念的科學回應,也為龍年添一佳話。

蟲史辯:春蠶絲盡實更年,作繭自縛待飛天。燈蛾撲火趨光會,撒卵人寰世代傳

昆蟲生活史常見于詩詞中,許多以蟲喻人,如“春蠶到死絲方盡”。但“蠶”僅代表生命階段的一部分,譬如“更年期”,而非生命的盡頭。蠶吐絲結繭,內外變化巨大,從幼蟲到成蟲的蛻變是積極的飛躍。繭并非自縛,而是為新生命騰飛做好準備。蛾類趨光為其繁衍后代提供機會,“燈蛾撲火”雖是自我犧牲,但有助于種群的興旺。蛾撒卵確保世代繁衍,無論好壞,生物依舊按規律延續。

清華昆蟲史話

清華昆蟲學的歷史分三個時期,前期和后期都在北平。中期主要是在昆明,即抗戰內遷的西南聯大階段,包括清華昆蟲學會的成立和一系列的學術活動,是很重要的一個時期。

一、前期 (1934—1937)

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于1934年成立,致力于解決華北農業問題,特別是病害和蟲害。蟲害組由劉崇樂教授主持,迅速開展害蟲調查與防治工作。1934至1935年,調查了河北及北平的131種受害植物和444種害蟲,接著擴大至山東、山西等省,記錄了超過500種害蟲,并在《蟲害組工作報告》中詳細列出重要害蟲。蟲害組注重實際應用,編印了《昆蟲淺說》普及知識,聯系農民提高防治意識。同時,研究殺蟲藥劑,分析了含毒植物、礦物等,并開發了多種新型殺蟲劑。為了生物防除,組內還積極搜集益蟲,三年內養出108種益蟲。劉崇樂教授在歐美考察期間,專注生物防除,并編寫了《世界寄生昆蟲名錄》。組內也進行了昆蟲分類研究,采集了16,000多件標本,著重鱗翅目昆蟲和介殼蟲的分類研究。盡管戰爭爆發,蟲害組成員將重要資料轉移至昆明,繼續推動昆蟲學研究。

二、中期 (1938—1946)

抗日戰爭爆發后,清華大學與北大、南開組建了西南聯合大學(聯大),昆蟲學組(前稱蟲害組)繼續運作,劉崇樂教授任主任。昆蟲學組設在昆明,除研究蟲害外,還擴展到生物防除等領域。學會成立于1938年,目標是促進昆蟲科學的發展和昆蟲學界的交流。學會首任會長為毛應斗,舉辦定期演講和學術會議,邀請外部專家講座,增進學術互動。清華昆蟲學會命名為“Tachina”,象征昆蟲中的寄蠅屬,代表生物防除的核心方向。學會創建了會旗和圖章,融科學與藝術為一體。期間,學會出版了《清華昆蟲學會通訊》,介紹學會動態和會員活動。昆蟲學會還積極組織聯歡會和展覽,培養了許多昆蟲學者。學會舉辦了多次演講會,討論昆蟲研究的廣泛課題,包括生境、生活史、形態學、寄生昆蟲等,涉及鞘翅目、鱗翅目等多個昆蟲類群。抗戰勝利后,學會于1946年復員,成員逐漸北遷。學會最后一次會議于1946年8月在昆明舉行,隨后遷往北平。

三、后期 (1946—1949)

抗戰勝利后,清華大學遷回北平,農學院以農業研究所為基礎改建。昆蟲組改為昆蟲學系,劉崇樂教授繼續擔任主任,其他教授和助教陸續到位。學系在清華園設立,學生分為本科生和研究生,研究方向包括昆蟲學和生物防治。昆蟲學會自復員后繼續活動,定期舉辦演講會和學術討論,邀請校外專家演講。1946年,昆蟲學會第175次演講會在升平署召開,陸近仁教授講解昆蟲分類,成為學會的重要活動之一。學會成員也參與了昆蟲研究和調查工作,部分成果發表在國內外期刊上。1947年,昆蟲學系遷入新辦公樓,設立生態學實驗室、化學試驗室和標本室,成為學術活動中心。期間,昆蟲系還舉辦了紀念會,并邀請昆蟲學界的知名人士演講。1948年,陸近仁教授開設昆蟲形態學課程,成為學生的重要學習內容。在國內外形勢變化下,昆蟲學系和學會繼續推動昆蟲研究,培養出許多學者。1949年,清華昆蟲學會舉辦最后一次演講會后,隨著清華農學院的搬遷,昆蟲學系和學會的歷史使命完成。學校合并進入北京農業大學,昆蟲系繼續在新學校開展工作。最終,昆蟲學系的師生參加了新中國的開國大典,見證了新中國的誕生,昆蟲學系在中國昆蟲學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國際交往

楊集昆先生在國際交流中貢獻突出。1959年曾陪同匈牙利捻翅目專家謝蓋斯博士赴廬山采集昆蟲。此后與美、日、德、瑞典等多國專家保持通信,積極交換昆蟲分類資料,推動雙翅目與脈翅目研究,為我國昆蟲學國際合作作出重要貢獻。

陜北與放牛

楊集昆先生隨校遷至陜北,居住在六里峁窯洞,親歷老區生活。他與同事滑興禮在東高臺養牛放牧,每日沿南泥灣山路放牛捉蟲。特別記得一頭聰明的萊陽牛和一頭憨厚的秦川牛,還曾與小牛玩“頂牛”游戲。白天放牧,夜晚喂料,生活雖艱辛卻充實。不幸后期患克山病,病重返京療養。此次采集帶回八百種昆蟲標本,留下了珍貴科研成果和難忘記憶。

四、愛好篇

Part IV. Hobby

我與京劇

我喜愛并曾學習京劇。1925年出生在湖北宜昌的一個舊軍官家庭,父親曾請戲班子唱大戲慶祝我滿月。小時候,我在北京和東北經常與同學一起唱戲,還拜蒲華峰為師,學了幾出戲,并喜歡畫京劇臉譜。解放后,我在北京農業大學時參與了京劇團的演出,曾在《法門寺》等劇目中演出,甚至演過丑角和小生。文化大革命后,我也參與了樣版戲的演出,后來因故很少演出。七八十年代,我偶爾參與折子戲演出。我還以《甘露寺》中一段唱腔改編了一段《幼同學保字記心頭》的唱段,這是我與京劇的紀念。

我與繪畫

我畫昆蟲已有幾十年,主要繪制昆蟲形態、解剖及生物學圖,大多為黑白點線圖,國際學者對我的“徒手畫法”很欣賞。也為《珍稀昆蟲圖鑒》和《中國蠅類》等書繪制彩色圖。我偶爾畫人物素描,1950年隨農業大學西北工作團考察青海時,畫了些當地少數民族代表和小朋友的速寫。家中親友的影響讓我熱愛繪畫,曾畫過一些昆蟲漫畫和人生漫畫,雖然未發表,但一直保留至今。

謎語與笑話

我喜歡猜謎語并創作謎語,涉及昆蟲、動物、人物和地理等多個領域。我的謎語在各種書刊中有過刊登,但大部分還未發表過。我喜歡在聯歡會和會議中出謎,尤其是結合日常生活和專業知識,如昆蟲和地理相關的謎語。我也曾創作過一些輕松幽默的謎語,供大家在茶余飯后分享和娛樂,帶給大家樂趣的同時也展示了我對謎語的熱愛與創意。

詩詞與對聯,小品與雜文

詩詞歌賦和對聯都是我國的文學形式,父親與其老友善做詩書聯,家中也有一些這方面的書籍如《千家詩》、《隨園詩話》等。從小就受些熏陶,中學時國文課選讀一些古文和詩詞,做文時也喜歡寫文言文,四六對偶等“八股文”。后來語文老師讓我開始寫“語體文”才逐漸改過來。直到工作時,寫“論文”當然現在都是“語體文”,但是在專業以外的稿件中還常有“古文”等出現。特別是喜愛“對聯”和“題詞”等。寫了一些雜七雜八的小品文都是遇事有感而隨筆撰來的。寫作風格隨性而真實,表達對生活、人物及社會現象的獨特思考。通過幽默、諷刺和輕松的筆調來探討一些深刻的主題,帶有一點自嘲和反思。既傳遞了生活中的細膩觀察,又表現出對人性的關懷與思索。

益壽與養生

喜怒憂思悲恐驚,七情適度過傷身。

酒色財氣四堵墻,遠離危墻壽自長。

調好吃喝拉撒睡,自有福祿壽喜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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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了三十三首以20~28字概括每一目昆蟲的“科普詩”

昆蟲文化

幾十年來,搜集關于昆蟲的工藝品、日用品、玩具、衣飾等多達四千余件,涉及昆蟲綱八個目幾十個科,形成了全國最豐富的昆蟲藝術品收藏,推動了昆蟲文化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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