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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經周折回到了日本東京的家，愛香心中的石頭終于落了地——她不需再為怕感染新冠病毒而提心掉膽，不會再因東亞面孔而受到歧視，也不用在一個對外國人才愈發不友好的工作市場備受打擊了。但回想起過去的兩個月，她還是無法釋懷。“那些日子壓力非常大，心情低落，甚至抑郁。”愛香說。

愛香去年是在新冠疫情在美國暴發后選擇離開的眾多國際學生之一。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從今年2月到7月，在美外國國籍居民占全國人口的比例從6.8%降至6.2%。有近200萬在美長期居住的外籍人士在這五個月間離開，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分便是留學生。

從因3月美國封城期間被迫離開宿舍、“逃”回祖國的本科生；到5月畢業季后，因慘淡的工作市場和簽證到期而離開的畢業生；再到因為簽證與國際旅行的多重限制，而無法按時赴美開學的2020屆新生——他們每年為美國創造了數百億美元的收入，至今卻無法踏入美國的國門。

亞裔留學生遭遇歧視和暴力

愛香在華盛頓的一所高校就讀教育學碩士專業，去年夏天畢業后，她開始在學校兼職做研究，并四處申請全職工作。作為留美國際學生，只有在一年選擇性實習期（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簡稱OPT）結束前找到工作，才能獲得繼續留下的工作簽證。

盡管投出去的簡歷鮮有回應，但愛香卻始終沒放棄希望。然而，新冠疫情的到來給了她一記重拳。

因為在日本的親人提醒和對新冠病毒的恐懼，愛香幾乎閉門不出，出門只去超市采購食物，但依舊會遇到針對自己的歧視和語言暴力。“有次我在超市排隊結賬時，試圖跟前面的人保持距離所以退了一步，站在我后面的女人就很用很粗魯的口氣說，‘離我遠點！’”她回憶道，“這讓我非常不舒服。”

疫情期間，愛香家附近的Whole Foods超市。

隨著新冠疫情的擴散，美國多地出現針對亞裔人士的語言甚至肢體暴力事件。有韓國留學生在紐約街頭因為沒戴口罩而被路人用拳頭攻擊；有亞裔父親帶著兩個孩子在得克薩斯州一家俱樂部門口被人用刀襲擊，原因是被認為是中國人；前民主黨華裔總統參選人楊安澤也在跟家人逛超市時被人品頭論足，為此他專門在《華盛頓郵報》撰文稱，“我們亞裔美國人不是病毒。”

前民主黨黨內總統參選人楊安澤在華盛頓郵報發文 《我們亞裔美國人不是病毒，但我們可以成為治愈病毒的一部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此前發布警告稱，隨著新冠病毒危機的持續加劇，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頻率將不斷上升。美國亞太裔委員會全國主任格雷格·奧頓（Gregg Orton）提醒說，相關情報文件“表明了問題的嚴重性。我們必須消除種族主義” ，“我們處于這種困境之中，我們必須注意所使用的語言”。

隨著3月中旬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美國進入“國家緊急狀態”,各地紛紛進入封城階段。彼時新冠病毒在美國已經廣泛傳播，包括紐約在內的許多大城市出現確診病例的指數式增長，床位和醫療用具的短缺新聞充斥著電視屏幕。愛香也聽聞有朋友感染新冠病毒的消息。盡管她的兼職工作轉到了線上，但實習合同將于7月終止，OPT簽證也隨之過期。

封城帶來的是經濟的急轉直下，全美失業率從3月的4%左右飆升至4月的近15%，這意味著有2300萬美國人沒了工作。而由于大部分美國人過著“月光族”生活，一天不工作，便可能交不上下月的房租或貸款。

為了應對這一情況，美國國會于3月底通過《冠狀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CARES Act)，為低收入民眾發放每人1200美元的救助金。不過，留學生群體并不符合收取救助金的條件，因此部分有條件的高校專門設置了支援基金，發放幾百到一千美元給有緊急需要的學生。

然而，這種一次性的資金救助無法緩解連續數月的封城帶來的經濟打擊，而確診數字的居高不下也使解封看起來遙遙無期。面對失業率的激增，特朗普決定通過限制部分移民及簽證的方式來減少市場競爭、優先保證美國公民的就業。

“如果這些被解聘的美國人被從外國進來的人替代了，這將是錯誤的，也是不公正的。”特朗普在4月的一條推特中寫道：“我們必須優先照顧好美國工人。”作為應對措施，他先于4月暫停永久居民（綠卡）的辦理，又在6月發布行政令，中止頒發多種工作簽證至今年年底，包括愛香原計劃申請的、針對專業與科技人才的H-1B簽證。

愛香意識到自己可能找不到工作了，她投出了200多份簡歷，卻沒收到一封回信。“我知道自己隨時能回日本，但還是想要挑戰一下，嘗試在美國找工作。但這種情況讓我覺得，想在簽證過期前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幾乎為零。”4月底，愛香做出了回國的決定。

“不是我不想在美國找工作，是美國不要我”

往年每到5月，擁有十多所高校與研究生院的美國首都華盛頓便沉浸在畢業季的熱鬧中，美國國家紀念碑與林肯紀念堂會擠滿拍畢業照的學生。然而今年因為疫情，原本應與家人和同學聚在一起舉辦慶祝畢業典禮的畢業生，轉為在家觀看學校的錄播視頻。各大地標建筑與街道上，只剩下稀稀落落慢跑的人。

每年春天，林肯紀念堂是華盛頓及周邊高校畢業生拍畢業照的盛地，但今年疫情期間卻冷清許多。（Source: AP)

對于這一屆美國畢業生來說，不但經歷了最為匆忙與草率的畢業，更要面對金融危機以來最差的就業市場。我居住的公寓有很多在周圍高校就讀的中國留學生，畢業季到來后，公寓的二手微信交流群里不停有“緊急回國，家具甩賣”或“家電免費送，今天必須出”的消息。

大部分剛畢業且簽證到期的中國學生，開始想方設法回國——經濟條件好的買到了動輒要價十幾萬的轉機機票，運氣好的則可以排上大使館的包機。因為不同國家轉機政策的變化，這些珍貴的機票往往到了出發前幾天才能得到確認，大使館的包機更是在起飛前48小時才會通知被選中的學生。這讓不少留學生在離開時顯得異常匆忙，幾年的家當來不及寄走或轉賣，很多直接免費送出。

6月初，我來到一位同學家購買二手打印機。進門后看到她一個人坐在地板上，用行李當電腦桌。家具已經被搬空，廳里只剩下十幾個白色垃圾袋。“不好意思有點亂，走得太急了。”她連忙站起來，臉色疲憊，滿是歉意地說，“那個……你可以幫我一個小忙嗎？我室友都走了，但要扔的東西太多了，又今晚就走，兩個人扔會快一點。”

今年5月她剛從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畢業，幾天前靠中介搶到了從巴黎轉機回國的機票，并幸運卡在法國禁止國際轉機的前一天飛走。由于飛機將于次日在紐約起飛，她得在一天之內處理完公寓的所有雜物，否則會被收取上百美元的清潔費。由于回國前需要開具新冠病毒的檢測證明，而由當地政府設置的檢測站要一周多才能出結果，她想方設法找到一家華人診所做了檢測，三天拿到結果，勉強趕上計劃。

當我們在垃圾站進行分類時，我才發現，她要扔的東西根本算不上“垃圾”。袋子里有寫滿筆記的課本，看起來幾乎全新的臺燈和加濕器，還沒拆封的化妝品，以及厚重的冬季外套。“這個保溫杯是我媽媽專門從國內寄來的，怕我喝不上熱水。”她握著一個紅色杯子，有些猶豫不決。“還有這些筆記，我本來想著留著以后參考的，但真的帶不走了。”她邊說邊將一撂貼滿五顏六色標簽的筆記本放入可回收箱中。

在這個由移民建立的國家，媒體和影視作品中往往充斥著只要努力便能實現夢想的故事。大部分像我這樣的中國留學生來到美國，是為了追求高質量的教育，建立開闊的國際視野，通過在這里的學習豐富自己的履歷，為將來的工作與生活打下更好的基礎。但在特朗普就任總統后的幾年內，美國移民政策不斷收緊，就業政策也愈發偏向本國公民。

2018年貿易摩擦以來，中美關系逐步惡化，今年美國政府高官不斷就新冠肺炎大流行責怪中國，并公開使用“中國病毒”這樣具有歧視性的詞語，使得美國人對中國的好感度降到歷史新低，美國社會對中國人愈發不友好。如果說以前還有空間讓我們在美國通過努力來達到夢想，現在這樣的空間被大大擠壓。

“不是我不想在美國找工作，是美國不要我啊。”聊到未來的規劃時，我的留學生朋友們連連嘆氣。他們大都二十剛出頭，承載著全家人的希望來美求學，努力適應語言與文化障礙，每天泡在圖書館，熬夜寫論文更是家常便飯。他們本希望畢業后能在美國找一份工作，或至少利用一年實習期為履歷加分，而如今，不少人卻像“逃難”一般離開這里。

另外，在華盛頓的留學生大多選擇國際關系與貿易類專業，大家擔心，隨著中美關系的惡化，兩國之間的經貿、文化與人員往來會逐漸減少，美國公司在中國投資的意愿也會下降，即便回國，找工作的難度也會增大。

“害怕因為某個小決定毀掉了留學機會”

中國留學生擔憂中美關系的未來，其他國際生則更擔心錯失好不容易得來的讀書機會。

7月，勞塔羅回到了家鄉阿根廷。他原本已在華盛頓工作了一段時間，并將于今年秋季進入西海岸一所常春藤高校就讀經濟學博士，但現在卻困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家中，從網上開啟新學期。

去年年底拿到博士錄取通知后，勞塔羅今年年初通過工作簽證來到華盛頓一家國際組織工作。第一次來美國生活的他，打算利用上半年存些錢，也順便習慣一下周圍的環境，為博士階段做準備。他原計劃暑期離開，將工作簽證換到學生簽證后再返回美國上學，然而疫情的到來打亂了全部規劃。

3月美國開始封城后，盡管勞塔羅的工作順利轉到線上，他仍擔憂能否順利開學。根據美國移民局的要求，簽證類型的轉換必須在美國之外進行，但新冠疫情的發酵，逐步切斷了絕大部分的國際旅行。當時離開學還有一段時間，勞塔羅決定先在華盛頓等一等。“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我以為也就持續一兩個月。”勞塔羅說，“但隨著開學的日子越來越近，我開始慌了。”

到了6月，美國疫情仍不受控，每日新增確診人數居高不下，情況對勞塔羅來說越來越不利。他害怕因為滯留美國而無法及時轉換學生簽證，最終導致無法順利開學。

他很快聯系了阿根廷駐華盛頓使館，希望能乘使館包機回國。然而當時使館正忙于救援剛剛畢業、簽證即將過期的留學生，有穩定工作的勞塔羅沒有非法滯留的風險，所以沒被優先考慮。不過，通過使館的推薦，勞塔羅買到了從美國南部城市邁阿密飛往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機票。他在一天內與工作上級和房東溝通好，于7月初匆忙回國。

勞塔羅剛一回國，美國政府便公布了針對國際學生的進一步限制。特朗普7月6日宣布，將不再為上網課的國際學生頒發簽證，即使人在美國，若下學期只上網課，也需要離開美國。該政策一出，包括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在內的多所美國高校，以及包括加利福利亞州在內的20個州，迅速對聯邦政府提起訴訟，迫使特朗普在一周后撤回了這一政策。

風波落定，勞塔羅仍希望能在9月前回到美國，所以向美國駐阿根廷使館預約了面簽。然而，彼時的阿根廷也遭受新冠疫情沖擊，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進入封城階段，他的面試預約被取消了三次。

到了8月底，眼看馬上就要開學，簽證還沒有著落，勞塔羅只得跟學校提出線上進行秋季學期課程的請求，學校也表示理解。據他說，博士班中的國際學生幾乎都選擇了線上開學，有一位還選擇了延后一年入學。

勞塔羅在阿根廷的家里上網課，他準備好了電腦和大杯的馬黛茶來提神。

今年秋季，美國的入學率被認為降至二戰以來的最低水平。美國國家政策基金會（NFAP）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2020-2021秋季入學中，美國高校國際新生入學人數預計將比2018-2019學年下降 63%-98%，最少下降6000至12000人，最多下降87000至100000人。

根據美國國際教育工作者協會（NAFSA）對超過520所高校的調查，超過一半的美國大學表示，2020年國際學生的數量相比上一年有所下降，其中18%表示有顯著下降。而根據286所美國大學上報的數據，有4488名學生選擇延后一年入學，其他57855名選擇今年開學的學生中，很多人因為簽證限制和疫情影響無法順利來美。

這使得本就因為疫情遭受重大損失的美國高校進一步失去重要的收入來源。NAFSA的統計顯示，2018到2019學年美國共有109萬國際學生，為美國創造了410億美元的收入與超過45萬個就業崗位。所有國際學生中，中國學生占到約37萬，超過總數的三分之一。

中國是美國最大留學生源國，接近國際學生總數的三分之一。來源：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

哥倫比亞大學負責國際計劃與特殊項目的副院長杰西卡·薩爾斯·丁斯克預計，今年將有30%-40%被錄取的國際學生不會來美；這可能會讓美國高校損失40萬名學生，造成約15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而從3月新冠疫情在美國大暴發以來，不少高校已經因為財政問題開始削減項目、停止新教學樓施工、暫停培訓甚至裁員。

“對我來說，最看重的是能去美國頂尖大學學習的機會。”回憶過去幾個月的波折時，勞塔羅不禁唏噓，“因為事情是突如其來的，從學校到公司，所有人都很慌亂，不知如何應對。我對美國的制度和法律也不太了解，很害怕因為自己的某個小決定，毀掉了這個珍貴的機會。”

開學的高校成了新冠重災區

對家在曼谷的泰國留學生帕蒂來說，秋季學期的線上開學沒那么驚險。她原本在波士頓的一所大學讀大一，3月初學校響應政府的要求停課，并要求所有學生搬離宿舍。考慮到美國疫情加重的風險，她沒有考慮逗留，立刻打道回府。

這學期，盡管她可以選擇回學校上課，但考慮到疫情的關系，母親表示堅決反對，帕蒂最終選擇了上網課。“我看了學校的開學指南，我們還要繼續住在宿舍。如果一個人感染新冠病毒，整個宿舍的人都要隔離。”帕蒂說。

因學校清空宿舍，但帕蒂的家具和大件行李無法帶回國，只能租卡車將東西轉到朋友家的車庫里寄存。

在帕蒂眼中，相比美國，泰國政府對疫情控制得很好。泰國疫情的高峰期出現在3月，當下早就得到了控制，并在7月恢復了所有商業活動。截至9月6日，泰國累計出現3444名確診病例，造成58名患者死亡。

“當然，晚10點到凌晨4點絕不是最理想的上課時間。”她提到了泰國和美國的時差。她說，自己大部分的國際同學也選擇了在家上網課，學校這學期將一些重要課程改為錄播，以照顧在不同時區的國際學生。

相對于匆忙轉為線上授課的上學期，美國高校對新學年的線上授課考慮得更為周全。考慮到學生在線上很難像在課堂中那樣保持長時間的專注力，有學校將一天兩小時的課程拆分成了兩天各上一小時；有學校鼓勵教師多使用Zoom等軟件上的“舉手”功能，提高學生的線上參與度；有學校將原本線下進行的課外活動轉到線上，如為師生面談設置預約機制，鼓勵他們一對一溝通；有學校組織同專業學生進行線上聚會，讓新同學認識彼此。

帕蒂說，盡管學校做出了各種努力，但人不在校園，還是會錯過很多珍貴的體驗，比如多樣的社團活動、各種運動競技比賽，以及和同齡人在一起溝通交流的機會。她也擔心網課質量會打折扣，尤當請教問題不再是直接走進教授的辦公室，還需要專門去約一個線上會議，讓她失去了以往的積極性。

即使帕蒂回到校園，短期內她也很難過上期待的大學生活。從8月1日開始，全美超過三分之一的大學重新開放。但這項開放計劃充滿了危險，據美國媒體報道，超過36個州的學校開學后有學生確診，總人數超過8700例。也因此，允許線下上課的高校制定了嚴苛的疫情管理措施。

以哈佛大學為例，今年秋季僅允許不超過40%的本科生返校，絕大部分為大一新生；高年級同學需進行特殊申請，以證明自己缺乏條件在家上課。哈佛的校方網站顯示，8月29日至9月4日，該校共進行了10028次新冠病毒測試，共檢出11個確診案例。根據該校的開學指南，學生一旦返校將接受新冠病毒測試，之后根據情況每周至少進行一次測試。一旦發現確診病例，學校將進行追蹤，并要求密切接觸者進行自我隔離與病毒檢測。

在施行類似政策的康奈爾大學，開學第一周便出現校園內小范圍的集中傳播——因為有學生進行不戴口罩的集會，導致至少39人感染。康奈爾大學因此決定禁止十人以上的校園聚會，取消所有校方組織的活動，并表示不排除開除違規學生或禁止其入校的可能性。同樣，剛剛開學的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也出現了集中傳播案例，有349名學生因為密切接觸進行了隔離，直接導致該校在開學一周后宣布閉校。在俄亥俄州的代頓大學，開學后（至8月28日）確診案例達到744人，感染率接近驚人的10%。

“重新開放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康奈爾大學的一位學生家長在給校報的公開信中寫道，“但現在不是向犯錯的人扔石頭的時候，而應指出其錯誤所在，進行改正，并不斷向前。”

愛香回國后很快在東京找到了工作。盡管她仍對日本保守的工作環境感到不適應，但有一份穩定的工作，還有家人和朋友在身邊，又遠離了疫情重災區，讓她倍感幸運。

我在三年前認識了愛香，最初的話題便是東亞國家職場女性的困境。她大學畢業后原本在東京的一所中學教書，因為向往更開放和自由的環境，才毅然前往美國。她說，日本女性往往只有離開，才能在職場與社會中被更平等對待。她之所以選擇赴美留學，也是被美國相對寬松的移民政策，以及讀書后留下工作的可能性所吸引。

然而趕在找工作的節點，她卻遭遇各種難以預計的變化，讓此前的美國夢付諸東流。“可能是我的時機還沒到吧，但以后還會有（機會）的。”她對我說，未來仍希望前往美國或歐洲工作。

提到在美國最后幾個月遭遇的多重打擊時，愛香說，這段經歷使自己更強大了。“如果以后再發生類似情況，我會對自己說，在那個沒人幫助的艱難時刻，我都撐下來了，那我一定能再奮斗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