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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2020 年年初，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讓所有人措手不及，值得慶幸的是，中國以不可思議的強大凝聚力成功將本土疫情控制住。然而，在世界范圍內，新冠疫情卻爆發開了，截止目前，COVID-19 大流行已在全球造成 2000 多萬人感染，70 多萬人死亡。

早在疫情初期，世界衛生組織（WHO）就表示對經濟水平低、衛生條件差或防疫制度落后的國家表示擔憂，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COVID-19 反而首先在美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等發達國家中肆虐開來。

近期，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新冠疫情的飆升，令人不禁擔憂第三世界國家未來的疫情形勢。在這之中，有些令人出乎意料的是，非洲的新冠疫情并沒有預期想象得那么嚴重，似乎某些因素正使得非洲經受住COVID-19大流行。

2020 年 8 月 11 日，Science News 上的一篇題為：The pandemic appears to have spared Africa so far. Scientists are struggling to explain why的報道性文章對這一情況進行了描述和分析。

文章中指出，盡管非洲已經報告了超過 100 萬例新冠肺炎病例，但迄今為止，非洲似乎相對較好地經受住了新冠疫情的沖擊，目前每 1000 名非洲人確診不到1例，死亡人數僅為 2.3 萬人。

這一情況相較于其他新冠疫情肆虐的國家和地區，要好上不少。那么，非洲大陸的新冠疫情形勢到底如何？又是什么原因使得這片古老大陸的人民減少來自 SARS-CoV-2 的傷害呢？

非洲民眾“已有”新冠抗體？

幾項新冠病毒抗體調查顯示，感染 SARS-CoV-2 的非洲人要比統計數據多得多——這種差異讓非洲大陸的科學家感到十分困惑。對此，肯尼亞醫學研究所、威康信托研究項目的免疫學家 Sophie Uyoga 說道：“我們沒有答案。”

7 月 27 日，Sophie Uyoga 等在預印本平臺 medRxiv 上發表題為：Seroprevalence of anti-SARS-CoV-2 IgG antibodies in Kenyan blood donors的研究論文。

此項研究對 3000 多名獻血者進行 SARS-CoV-2 IgG 抗體檢測后發現，每 20 名肯尼亞人（15 到 64 歲）中就有 1 人具有 SARS-CoV-2 抗體——這是既往感染的跡象。

如果這一比例是真實的，那么肯尼亞的新冠疫情或將與 5 月中旬的西班牙相當，當時西班牙正從疫情高峰回落，官方統計的 COVID-19 死亡人數為 2.7 萬人。然而，這項研究結束時，肯尼亞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僅為100人，并且肯尼亞的醫院也沒有報告大量 COVID-19 患者的出現。

與此同時，在非洲大陸上的其他抗體研究也佐證了這些發現。馬拉維利物浦威康信托基金會臨床研究項目的免疫學家 Kondwani Jambo 及其同事對馬拉維布蘭太爾的 500 名無癥狀醫護人員展開調查，他們發現高達 12.3% 的人曾感染過 SARS-CoV-2。

根據這一數據對官方發布的感染人數進行校正，進而對比于其他地區的COVID-19死亡率，他們驚人地發現，布蘭太爾當時報告的死亡人數僅為 17 人，這比預期足足低了 8 倍。

除此之外，科學家對莫桑比克東北部城市楠普拉和奔巴的約 1 萬人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根據職業不同，3% 至 10% 的參與者有 SARS-CoV-2 抗體。

然而，在人口約 75 萬的楠普拉市，當時確診病例只有 300 人，整個莫桑比克也僅有 16 人被確診為 COVID-19 死亡。并且，非洲無國界醫生組織的微生物學家和流行病學家Yap Boum表示：“SARS-CoV-2 抗體在喀麥隆人身上也很普遍。”

即便檢測受限，死亡率為何沒有上升？

研究人員表示，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非洲的檢測能力遠不及世界其他地區，因此非洲漏診的病例比其他地區多得多。例如，肯尼亞每天的 SARS-CoV-2 檢測的量僅為人口的 1/10000，為西班牙或加拿大的十分之一。

再比如，尼日利亞作為非洲大陸人口最多的國家，每天每 5 萬人中才有一人接受新冠檢測，因此，即使是死于 COVID-19，許多死者最終也可能得不到正確的診斷。

但不管怎么說，死亡是一種很明顯的現象，相對于感染人數而言，死亡人數更容易被監控。正如內羅畢大學的病理學家 Anne Barasa 所說：“即便是在檢測受限的情況下，你仍然可以預期死亡率的整體上升，但這是肯尼亞尚未看到的。”

對此，Sophie Uyoga卻持有不同意見，他表示，COVID-19大流行已經嚴重削弱了肯尼亞的死亡率監測系統，因為實地工作人員無法四處走動。

與此同時，其他研究者也提出了與上述不同的解釋，馬德里卡洛斯三世健康研究所的 Marina Pollan 研究員表示——非洲的年輕可能起到了保護作用。Pollan 領導了西班牙的新冠抗體調查，她發現，西班牙的平均年齡是 45 歲，而在肯尼亞和馬拉維，這個數字分別是 20 和 18。

內羅畢，孩子們跑過一幅警示COVID-19的壁畫

對于 SARS-CoV-2 以及大部分病原體而言，年輕人患重病或死亡的風險要小得多。內羅畢大學的流行病學家 Thumbi Mwangi說道：“肯尼亞城市地區年輕化程度相較于全國要更高，當 COVID-19 流行轉移到人口老齡化程度更高的農村地區時，重癥率和死亡率可能會上升。”

古老大陸的強大抵抗力？

實際上，一直以來，在氣候條件、地理環境以及歷史背景等諸多因素影響之下，非洲大陸上的國家和地區是相對貧困和落后的。因此，非洲的衛生條件也相對較差，許多非洲人民飽受饑餓、災荒以及疾病的折磨。

埃博拉、瘧疾、登革熱、黃熱病以及艾滋病等令人聞風喪膽的疾病，在非洲大陸上無情肆虐，即使非洲各國政府以及許多世界組織機構每年都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試圖去改變這一情況，但實際上也不過是使其有所緩解，而不能從根本上徹底解決問題。

令人驚訝的是，在長期與諸多疾病的斗爭過程中，非洲人民的體質也發生了驚人的變化。例如，研究調查發現，在非洲地區，鐮刀型細胞貧血癥的等位基因頻率顯著高于世界的其他地區，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鐮刀型細胞貧血癥患者較難感染上瘧疾，其存活下來的幾率更大，從而將這一等位基因傳下去。

不僅如此，2020 年 4 月，美國加州舊金山 Vitalant 研究所的 Shannon Kelly 及其同事在國際知名生物學雜志 PLOS ONE 上發表題為：Influence of sickle cell disease on susceptibility to HIV infection的研究論文。該研究表明，鐮刀型細胞貧血癥患者感染HIV的可能性更低。

由此看來，經常暴露在瘧疾或其他傳染病的環境中，使得非洲人民的免疫系統更為強大，從而為對抗新病原體做好準備，其中便可能包括 SARS-CoV-2。

此外，上述提到的免疫學家 Kondwani Jambo 也正在探索這樣一種假設，即非洲人接觸過更多的、其他種類的冠狀病毒，而這些病毒對人類的影響與感冒差不多，但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機體更能抵御同樣是冠狀病毒的 SARS-CoV-2。

值得研究的非洲“群體免疫”

綜上所述，在古老而廣袤的非洲大陸上，新冠病毒對人員傷亡造成的影響要比預期低得多，許多科學家提出不同的理論去解釋這一現象，但顯然，現階段誰也沒法說服誰。

對此，更多的抗體調查可能有助于解決這一問題。近期，一項由法國資助的研究將在幾內亞、塞內加爾、貝寧、加納、喀麥隆和剛果民主共和國測試數千種抗體，結果預計將于 10 月公布。

來自法國發展研究所的 Jean-Francois Etard 稱，這些研究將確保在人群中有良好的代表性。目前他與一位當地科學家共同領導了在幾內亞的這項研究。

11 個非洲國家的 13 個實驗室正在參與一項由世界衛生組織協調的全球 SARS-CoV-2 抗體調查。與此同時，南非國家傳染病研究所所長 Lynn Morris 表示，南非計劃在 COVID-19 高發地區和普通人群中開展一系列血清學研究，以此確定非洲地區的真實感染率。

“如果數以千萬計的非洲人被證實已經被感染，那么非洲大陸或許應該在沒有疫苗的情況下嘗試群體免疫，”流行病學家 Yap Boum 意味深長地說道，“這是一種頗有爭議的想法，但可能比封鎖措施更可取，因為封鎖措施會削弱經濟，從長遠來看更可能損害公眾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