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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櫚木（Ormosia henryi）種子

紅豆與相思

唐代詩人王維有《相思》一詩很多人會背誦：“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愿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而詩中的紅豆到底是指哪一種植物，人們則不太關心，學界也仍存爭議。

在這春意盎然萬物向榮的三月，我偶然遇到兩種紅豆：花櫚木（Ormosia henryi）和紅豆樹（Ormosia hosiei），自然想到了王維的詩句，也產生了到底誰“最相思”的疑問。于是，我先查閱了相關的一些資料，主張王維詩中的紅豆是指花櫚木。理由是：花櫚木（即花梨木）原產于嶺南，唐朝《本草拾遺》中記載“櫚木出安南及南海”，明朝的《格古要論》記載“花梨木出男番、廣東”；紅豆樹主要生長在長江流域，與詩中“南國”地理存在矛盾；嶺南地區常見的“相思子”（Abrus precatorius）和“海紅豆”（Adenanthera pavonina），均非紅豆屬，況且“相思子”還有毒，誰敢多采擷啊！

為了確定我的判斷是否合理，我請AI幫助尋找歷史文獻支撐。AI僅用了26秒時間，即從地理分布、形態描寫、用途傳統等多層面尋找到證據鏈，構建花櫚木作為王維詩紅豆原型的合理性：

一、植物形態的時空契合。從唐代長江流域分布分析，北宋《證類本草》記載：“紅豆生江南，樹高丈余，子若小豆，通身鮮紅”，與花櫚木（樹高可達16米，長江以南廣泛分布）高度吻合。而海紅豆作為熱帶樹種，唐代僅在嶺南極南端有零星栽培。從種子特征描寫看，清《植物名實圖考》載：“赭魁子紅如珊瑚，閩人呼為相思子”，配圖顯示卵圓形全紅種子，與花櫚木種子特征相符。相較之下，相思子帶黑斑，海紅豆（心形扁薄）形態差異明顯。

二、古代文獻的隱性線索。唐《北戶錄》記載：“相思子有蔓生者，有木本者”，其中木本相思樹正對應紅豆屬喬木。五代《日華子本草》更明確區分：“紅豆子，木高數丈，葉似冬青”，此描述排除藤本相思子，指向花櫚木等喬木。二是藥用記載的旁證。明《本草品匯精要》載紅豆“色赤入心，可寧神志”，與王維詩中相思意象形成藥理呼應。而花櫚木種子在《中國藥典》中確有安神記載，不同于有毒的相思子。

三、文化地理的深層映射。從王維筆下的“南國”定位看，王維友人李龜年傳唱此詩的湘楚地區，正是花櫚木核心分布區。唐代潭州（今長沙）出土的滑石盒中曾發現全紅種子，經鑒定為紅豆屬植物遺存，印證其在中南地區的文化存在。從士大夫階層的審美選擇看，宋《清異錄》記載文人以“赤玉珠”鑲嵌筆格，注為“吳中紅豆”。花櫚木種子因質地堅硬、色澤持久，更符合士族“文房清供”需求，較之易褪色的海紅豆更具收藏價值。

四、詩學意象的物性基礎。從“愿君多采擷”的采摘邏輯分析，花櫚木蒴果成熟后自然開裂，需及時采摘的特性，恰合詩句中“勸采”的緊迫感。而海紅豆莢果宿存枝頭，可隨時摘取；相思子為藤本難成“樹”形，皆與詩意存在齟齬。從“春來發幾枝”的物候觀察，現代物候記錄顯示，花櫚木在長江流域3月萌發新枝，與詩中“春來”時序完美契合。海紅豆在嶺南四季常綠，缺乏明顯季相變化，難以引發詩人對“發幾枝”的追問。

當然AI也給出存疑與反證，認為唐代尚無現代植物分類體系，“紅豆”作為泛稱可能涵蓋多個物種。現存最早明確記載花櫚木的文獻遲至1888年亨利（Augustine Henry）的采集記錄，是定名滯后性問題。同時也應考慮文學意象的流動性。清代屈大均《廣東新語》已指出：“相思子非一物”，提示同名異物現象普遍。王維可能有意模糊具體物種，以成就“此物最相思”的普適性象征。

最后結論是，雖無唐代文獻直接指認，但通過上述證據鏈，可構建花櫚木作為王維詩原型的合理性。這種論證體現了古典文學闡釋中的“以今溯古”方法——在尊重文本開放性的前提下，借助現代植物學反推歷史場景，為千年詩心尋找物質載體。

 ▲花櫚木（Ormosia henryi）

▲紅豆樹（Ormosia hosiei）

▲海紅豆 (Adenanthera pavonina）圖片來自網絡

▲相思子（Abrus precatorius），圖片來自網絡